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为何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611-621. Accessed: 10/8/2017


在大后方观察近两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772-777. Accessed: 10/8/2017


上海无疑是接收大战中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滩突然开始流行吃川菜,一个人“能不能吃辣”成了一道政治考试题,表明他在四川坚持了多久的抗战。在这里一下子冒出了四个“市党部”。第一个是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当他们从电台里一听到日本天皇投降的声音,马上通知狱方,“我们今天就要出狱展开工作”。很快,这些人以“苏浙皖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余庆路的一栋洋楼为据点,挂出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招牌。第二个是在浦东打游击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颐的一个宅所里,也成立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三个是陈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据点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当这三个“当地帮”正为谁是正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就到了,于是第四个“党部”又出现了。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1099-1107. Accessed: 10/8/2017


在短短两个多月里,中央连续三次变更接收办法,朝令夕改,可见当时的手忙脚乱。而日后的事实是,各地军人的劫收从来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混乱一直在持续中。 后世流传了很多类似沈醉、陈布雷收集的“接收民谣”,譬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躲在后方装孙子,下了飞机变兔子,市上一转变骡子”;“等了八年半,来了一群王八蛋”;“烧错爆仗,拍错巴掌,迎错老蒋”;“宁愿鬼子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等。有人在海南岛的海口接收总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曰:“海内众奸凶,屏之国外;乾坤有邪气,在此馆中。”更有人总结了所谓的“接收八法”,是为“抢占盗偷,吞漏诈咬”。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新名词是“五子登科”。五子者,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也。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1150-1157. Accessed: 10/8/2017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正是1:200。此案一出,两亿人齐声惨叫。 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高估法币币值的原因,部分由于对战后形势过分乐观,部分由于交通所受的破坏,使法币难于进入收复区。”但是,无论如何,中储券被恶意贬值的事实是难以否认的。除了当时渝沪两地物价的现状之外,还可以从这两种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对价来看。战时,日元与中储券的比值是1:5.55。战后,美国规定日元与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办法出台后,1日元约值70法币,也就是相当于1.4万元中储券。如此计算,1945年一年前后,中储券的贬值幅度竟高达254.5倍。当时全国总人口4.5亿,其中2.57亿为沦陷区人民,这些家庭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1215-1222. Accessed: 10/8/2017


从抗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蒋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着中国西北角那个叫延安的地方,这位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家即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压。现在,“最后的解决时刻”终于到了,他把军事以外的所有国政都交给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则集中精力于这个缠绕了他将近20年的心头大患。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1419-1422. Accessed: 10/8/2017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1月24日,宋子文辞掉省政府主席之职,逃往香港,6月10日远遁美国。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电催他回台“共济时艰”,他予以拒绝。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国共两份名单中,他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1443-1448. Accessed: 10/9/2017


1949年,天津解放后,一些工人和店员像农民分土地一样地开始分商店、分工厂,在短短一个月里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私营业主大为惊恐,企业开工不足30%,全城因此有上百万人失业。天津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此城一乱,波动整个北方地区。于是,刘少奇亲赴天津做思想工作。他列举当时的不正常情况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的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209-2217. Accessed: 10/10/2017


就在党内展开“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五反”运动。 “五反”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296-2301. Accessed: 10/10/2017


从丰都匆匆赶回的卢作孚又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场上有大幅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 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作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他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是卢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亲自教他文化。可是现在,卢作孚不再是一个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义和阶级属性上,是应该深感耻辱和忏悔的。甚至在某些激进者看来,这样的罪恶是无法洗刷和赎清的。 动员大会上,卢作孚一言未发,当晚服药自尽,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的四条:“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来去两空空。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393-2403. Accessed: 10/10/2017


在战后的前四年里,日本经济曾经陷入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周期之中,全国船舶的80%被炸沉,工业机械损失34%,战后前两年的生产率只有战时的1/3,1946~1949年间甚至爆发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以日本为战略锚地,对其进行了巨额的援助。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一书中写道:“这场战争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极大的强心剂,美军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筹备大批的军需和非军需物资,在日本产业界看来,这次机遇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经历过的国外需求激增相媲美。经济萧条一扫而光,日本经济再次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到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几乎为零。”时任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也透露,美国最初并不支持日本经济复兴。幸运的是,朝鲜战争刺激了日本军需出口,经济复苏突然间获得契机。1951年美国与日本媾和,允许日本重整军备,构筑美日共同防御体系,无形中又推动了日本经济持续发展。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缘起于美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464-2472. Accessed: 10/11/2017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内地的唯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渠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482-2486. Accessed: 10/11/2017


正如美国人向欧洲输出了资金、商品和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它的价值观和社会治理制度一样,苏联人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同时也带来了计划经济的整套制度,陈祖涛将之形容为“娘胎的印记”。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就已成为全球经济界的核心焦点。1944年初,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将计划经济称为“伟大的乌托邦”,认为对生产的控制必将造成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使得自由的市场竞争变成不可能,这将是一条危险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他的观点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异端。在西方经济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仍是主流,哈耶克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受到重视。而在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更是成为不容置疑的治理模式。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686-2692. Accessed: 10/12/2017


黄万里的观点被认为是危险的和“大逆不道”的,在那次规划会上,他与其他专家激辩七日,终于不敌。日后,他回忆说,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747-2749. Accessed: 10/12/2017


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814-2816. Accessed: 10/12/2017


与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东欧的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当时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组织成立了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利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它的建筑设计商是德绍建筑机构,它和著名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因此,联合厂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而当时中苏的标准都只有6~7级;再比如,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还有,厂房窗户向北,而当时一般建筑物的窗户都朝南,这种设计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这就保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2903-2909. Accessed: 10/13/2017


毛泽东认为,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60年。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254-3260. Accessed: 10/16/2017


在诗人北岛的记忆中,1958年的春天他一直在兴奋地打麻雀。 “1958年春季,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都投入到打麻雀的战役中。学校放假,我在我家阳台上从早到晚敲着破脸盆和空饼干桶。整整三天三夜,全北京陷入疯狂,摇旗呐喊,惊天动地,日夜不停。我的嗓子哑了,眼睛红了,手臂又酸又疼。但对一个还不到九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他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狂欢。由于麻雀无处落脚,最后因疲惫饥渴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275-3280. Accessed: 10/16/2017


《光明日报》报道了教育界的炼钢热潮,10月4日的报道称,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仅用24小时就炼出优质钢17吨。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自己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决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23日,该报报道四川农学院的师生在“分秒必争,斤两必抓”的口号下,对本单位和自己家里的东西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清理,一周时间里捐献了“废铁铜”12吨半。26日,又报道洛阳市西工区的12个小学联合起来办了一个红领巾钢铁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型土法炼钢炉和两个0.5公尺的转炉,可日产钢40吨,有4700多个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参加了炼钢工作。小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炼钢,从7岁到9岁的低年级学生参加拾废铁、挖掏铁砂、捡木柴和拾缸瓦片等劳动,十四五岁的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劳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就抬铁水包、锻造、搪炉子等。14岁的少先队员白春祥还当上了吹氧炼钢车间的副主任。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395-3403. Accessed: 10/16/2017


因为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8月份开始,各地迅猛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082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29-3432. Accessed: 10/16/2017


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45-3447. Accessed: 10/16/2017


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62-3473. Accessed: 10/16/2017


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一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历史的悲剧在于,就是这个连续创造了全国粮食高产纪录的河南信阳,在后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上百万人,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484-3499. Accessed: 10/16/2017


《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片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很多年后,当事人是这样回忆的——建国一社选了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先深翻了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铵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512-3521. Accessed: 10/16/2017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灾害”时期,国民经济由前一年的疯狂跃进陡然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649-3651. Accessed: 10/16/2017


“大跃进”的后遗症是严重的。首先是“放卫星”导致的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5000万~6000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1960年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3673-3682. Accessed: 10/16/2017


在江浙一带,像鲁冠球这样的工厂小作坊并不少见,它们如野草般自生自灭,在当时微不足道。谁会料到,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它们竟意外地成了体制优势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手中无米”的沿海各省政府被迫依赖民间力量,而国有资本的羸弱,反倒为民营企业预留了成长的缝隙。相反,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北、华北乃至三线各省,则首先要化解体制上的困扰,昔日的“投资重点”竟成了改革的“包袱”。此消彼长,斗转星移,这种极富戏剧性的优劣势转化,十分耐人寻味。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265-4269. Accessed: 10/16/2017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315-4317. Accessed: 10/16/2017


自全聚德被改名后,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胜饭店,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成红旗商店,南昌黄庆仁药栈改成灭资药店,武汉盛锡福帽厂改成人民制帽厂,合肥胡开文墨店改成工农兵文具店,法国梧桐树改名为反帝树。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园都被改成人民公园,所有电影院都被改成了东方红剧场,所有的居民区被改成向阳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的改名运动更是彻底,上海第一商业局下属的3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达3000家,豫园被改成红园,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成人民战争饭店,甚至连静安区和长宁区也被改成了延安区和战斗区。红卫兵要造反的事情还很多,他们捣毁了园林里的一切匾额、对联、盆景和古桩;他们“不怕远、不怕热、不怕难”,到每一个乡村角落,把祠堂、家庙等全部砸掉;他们冲进服装厂,把所有认定为奇装异服的式样全部剪破烧毁;他们还禁止理发店理怪发型,包括“西瓜皮、飞机头、包菜头和烫发”。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367-4375. Accessed: 10/17/2017


古往今来,无政府主义的确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它以颠覆现有秩序的方式,让没有权力的民众阶层在瞬间迸发强大的报复性快感,它的“酵母体”常常是民族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而其手段则是暴力和血腥的。对这种情绪的利用往往是产生“革命”的最佳办法,可是当它被激发出来之后,连发动者都很难对之进行持续的控制。 从1967年1月开始,各地发生血腥的武斗,其中工人造反派为最强悍的主力。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457-4461. Accessed: 10/17/2017


对于荣毅仁一家来说,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不久后,保护他的钱之光、陈锦华等人也被打倒了。荣毅仁一次次被批斗,他的左眼因延误治疗而致失明。1968年之后,他被送到全国工商联机关劳动改造,先是在锅炉房里运煤,后来专职打扫厕所。与他一起干活的是上海滩时期的老相识、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记载说:“荣毅仁干得很认真,马桶有尿碱,他就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荣智健日后回忆说:“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氧气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567-4573. Accessed: 10/17/2017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634-4640. Accessed: 10/17/2017


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10。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641-4642. Accessed: 10/17/2017


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在60年代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万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蜿蜒70公里,宛若一条“人工天河”。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让意大利人惊叹不已,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拒绝拍摄,对他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700-4705. Accessed: 10/17/2017


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研究员吴敬琏,与顾准成了莫逆之交。吴敬琏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而顾准显然看得更加深远。吴敬琏日后回忆说:“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不再满足于所谓的“专业”。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20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顾准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他的思考力变得愈加锐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自从《天演论》被翻译到中国后,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叶的手术刀,准确而干净,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4893-4908. Accessed: 10/17/2017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剪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承受,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 Kindle Edition. loc. 5156-5161. Accessed: 10/17/2017


Luo Huan

Adventure is Ou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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