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暴发,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89-195. Accessed: 8/22/2017


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它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日渐发展成为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它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它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于黄浦江畔的工厂原址将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百年复兴梦想,居然在此巧合际会。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74-278. Accessed: 8/22/2017


洋务运动是一次留着“辫子”的改革。后世史学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86-291. Accessed: 8/22/2017


作为一个清政府的“官员”,赫德对朝廷的改革也很有自己的主张。1865年,在当上总税务司两年后,他呈递了一份名为《局外旁观论》的报告。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整顿地丁、盐课、税负,改革官吏俸禄制度,改进军事设施等等。同时,他分析了清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派遣外交人员等建议,还提出要加快采用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等西方新技术。日后来看,这是一份十分有远见的报告,除了没有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之外,它几乎涵盖了后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所有变革内容。总理衙门一方面认为这个外国人对王朝有“轻侮”的嫌疑,不过同时也承认“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恭亲王还把他的报告转发给各地的督抚,令他们“详慎筹划,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赫德多次上书改革方案,在保存至今的赫德日记中时常可见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与无奈。188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1902年,“庚子国变”后,流亡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对列强卑躬屈膝。这让赫德都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说:“朝廷在礼仪方面做得有些过分,皇太后不仅要接见公使夫人们,还要接见各使馆的孩子们。”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518-529. Accessed: 8/26/2017


除控制关税之外,赫德的手还伸到了很多有关中国主权的其他业务领域。1896年,他获准由海关办理邮政业务,到1903年,设邮政总局33处,辖分局309个,全国省城除兰州外都通了邮路,这成为中国邮政体系的雏形。此外,海关还兼管了海务、港务、检疫、引水、气象等事务,甚至还办理专利、版权及商标注册等等。在赫德的治理下,海关成为一个地位极其重要、涉足范围惊人广泛的机构。到1906年,海关的扩张终于引起了中国官员们的警惕。在大臣们的一再抨击下,朝廷下令成立独立的税务处,开始逐渐削减海关的特权。晚年的赫德尽管还受到足够的尊重,但是他的权力显然已经在不断缩小。然而,清政府直到灭亡,也没有能够收回关税自主权,甚至到民国最初的十多年里,海关的治外格局仍然没变。一直到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通过艰难的谈判,把海关税务的征收和保管权收了回来。不过,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仍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担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529-537. Accessed: 8/26/2017


77岁的赫德终于没有看到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清政府的灭亡,这也许是上天对他的最后一点赏赐。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542-543. Accessed: 8/26/2017


很多西方学者在对晚清企业家的研究中,断定他们缺乏“企业家精神”。费维凯在对盛宣怀的专题研究中认为,官僚工业家“固执地缺乏主动性”,因为他们与中国上流社会体制的联系,尤其是他们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参加科举以及担任政府官员的经历,妨碍了他们进行冒险,从而窒息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马里恩·利维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这种缺失归咎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他在《近代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时期,唯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到1900年,有多达1万名买办符合这个标准。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571-579. Accessed: 8/26/2017


三个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而且能够世袭的洋行生涯,转而为朝廷所用。这在当时商界堪称奇事一桩。日后让人欷歔不已的是,唐、徐、郑三人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其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悲情。唐廷枢逝于1892年,据当时人称,“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徐润后来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又经历多年磨难,逝于1911年,所积财富不过万两。郑观应逝于1922年,家财也十分有限。“四大买办”中,唯独东山席家,一直恪守买办身份,枝繁叶茂,富贵百年。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真正一言难尽。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675-680. Accessed: 8/26/2017


1884年,就当盛宣怀办电报总局初见成效之际,他突然得到机会入主轮船招商局。 在过去的几年里,招商局经营红火,年获利润已过百万两,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渐渐变得无可避免。 唐廷枢、徐润两人系买办出身,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自1882年春天,郑观应入局后,商办的思潮更加浓烈,郑观应对洋务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为坚决,他尝言,“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当三人的理念达成共识后,他们便联名给李鸿章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 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可以说是脑后生出了反骨。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849-857. Accessed: 8/26/2017


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应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消所欠局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的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地产,以致“家业荡然,生机尽矣”。徐润成为第一个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将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见尽头。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883-890. Accessed: 8/26/2017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则发生了一件互可参照的公司新闻。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900-902. Accessed: 8/26/2017


就在盛宣怀将招商局拉回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日本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日本政府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日本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908-912. Accessed: 8/26/2017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预断:洋务运动将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一结局是在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920-921. Accessed: 8/26/2017


在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到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 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局势紧张,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当时报刊如此描述此景象:“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971-984. Accessed: 8/26/2017


《清史稿》评论此人曰:“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最后八字,既是赞叹其气魄宏大,却又嘲讽他不懂投入产出,是典型的国营大佬心态。办厂之初,有人提议官督民办,他则主张官本官办,而且一办就要办东亚最大的钢铁厂。 “政治正确”的张香帅(张之洞号香涛,人尊称香帅),官本官办搞铁厂,结果是步步臭棋。 他把炼铁厂定址在汉阳,而湖北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两白银。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需30余两。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白银30余万两,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的1/10。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张之洞心急着要开工,不顾专家建议,下令“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从英国买来的炼铁大炉完全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 光绪二十年(1895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已用去官银500多万两,亏损累累,毫无起色。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044-1056. Accessed: 8/26/2017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116-1121. Accessed: 8/26/2017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168-1172. Accessed: 8/26/2017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173-1178. Accessed: 8/26/2017


由史料可见,张謇办厂,唯一沾了点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213-1221. Accessed: 8/26/2017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由四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后面将重点讲到的无锡荣宗敬兄弟,四就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中国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236-1240. Accessed: 8/26/2017


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它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其利在于,垄断能够产生庞大的效益和竞争力;其弊则在于,企业因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就跟百年后的无数国营企业一样,在摆脱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国营企业内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终成不治之症。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353-1357. Accessed: 8/27/2017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强势的官商风格,则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390-1393. Accessed: 8/27/2017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数万由贫困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捣毁教堂,冲击租界,杀死中外教徒,数十年的深重屈辱转化成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6月初,他们捣毁了长辛店铁路和丰台铁路,攻击正在保定修铁路的外国工程师,然后向北京、天津进发,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双方在廊坊附近发生激战。义和团的拳民充满了神怪气质,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6月初,慈禧曾委派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涿州,亲自验看义和团各种“神功”是真是假,两个老兄弟经过两天考察,竟认定“神功可恃”,老糊涂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下决心与诸国开战。这很像60年前林则徐深信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一个误判的细节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慈禧下诏与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8月14日,八国联军两万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并冲进紫禁城,掠走大量珍宝,犯下所谓的“文明人”最野蛮、最不齿的罪恶行径。慈禧化装成东北老太太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后世将这一段很哀伤而奇异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416-1426. Accessed: 8/27/2017


无产者选择革命,有产者选择改良,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事实上,企业家集团对革命党人的靠拢是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 从1905年到1910年,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922-1924. Accessed: 8/27/2017


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等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1968-1969. Accessed: 8/27/2017


《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路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例外。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066-2068. Accessed: 8/27/2017


晋商“殉葬”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240-2242. Accessed: 8/27/2017


先施与永安的开张,是上海繁荣年代开始的标志,南京路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商业街”,其商脉延续至今未绝。1926年,先施公司一个叫刘锡基(1881~1926)的经理另辟山头,在先施的旁边建成了南京路上的第三家大百货商场新新公司。1936年,一个叫蔡昌(1877~1953)的商人在新新公司的西首开出大新公司。 富有传奇性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四大百货公司,其创业者的祖籍竟都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香山。在近现代中国,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它诞生了最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三人、最早的留洋学生,以及显赫一时的“百货四子”。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266-2272. Accessed: 8/27/2017


新中国建立后,四大百货公司命运各异。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东亚饭店等使用,屋顶花园的纳凉晚会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睐。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东路479号。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后称“华联商厦”。新新公司则从此歇业,原址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楼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20世纪80年代前,这里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300-2304. Accessed: 8/27/2017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将此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即将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主要的策动者,使抵制运动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还成为政策。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意义,一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2576-2583. Accessed: 8/28/2017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美国学者小科布尔(Parks M.Coble)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始终没有系统地代表企业家或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它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存在的力量。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之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小科布尔的这一观察,至少在蒋介石政权与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上是成立的。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可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380-3390. Accessed: 9/4/2017


宋子文的家族十分独特。他的父亲宋查理早年经商,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支持者之一。他让自己的大女儿宋霭龄和二女儿宋庆龄先后去当孙中山的秘书,最终,宋庆龄成了孙夫人,宋霭龄则嫁给了山西人孔祥熙,此人后来与宋子文一起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财政大管家。三女儿宋美龄的丈夫就是蒋介石。宋氏一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见。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405-3408. Accessed: 9/4/2017


在当时的《字林西报》上,可查阅到的其他被绑架勒索的企业家还有:5月14日,上海最著名的买办世家席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捕,五天后,以认捐20万元的国家事业费才被释放;5月16日,上海最大的酒业商人赵继镛被以同样罪名逮捕,交20万元后释放;棉纺织厂主许宝箴的儿子以共产党罪名被捕,交67万元后释放;贸易商虞洪英以贩卖日货的罪名被警备司令部关押一周,交15万元现金释放;糖商黄震东以同样罪名被捕,也是交了15万元才放回;商人郭辅庭因拒绝认购公债而以反革命罪被捕,后来也交出了一笔巨款才保住性命;远东公共运动场董事长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交赎金得释。最夸张的事件是,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后来以捐赠50万元国家事业费才被交回。陈光甫在日记中曾记录了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交谈。他抱怨说,不久前政府没收了中兴煤矿,“甚失人心”。蒋介石径直告诉他:“中兴煤矿之事,缘该公司先已答应借垫政府款,嗣后不肯照付,故特将没收以示惩罚。”陈光甫哭笑不得。 蒋介石严禁媒体对这些勒索行动进行报道。1927年5月底,《新闻报》因刊登了一份国民党当局勒索的贷款数字,被勒令禁止发行。日后,人们对这一时期勒索行动的了解,大多是从国际人士的信函书籍以及英国人用英文出版的《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查阅到的。驻上海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温·李普曼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1926~1927》一书中说:“蒋介石凭借这种恐怖手段搜刮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现代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473-3486. Accessed: 9/4/2017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符号化的商品”。在19世纪初期,英国商人就是靠它敲开了封闭的帝国大门,并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最终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鸦片生意。而生意犹在,它成了各地军阀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在云南、贵州等地,鸦片一度还成为货物交换的官方标准。孙中山在广州时也曾经开征烟馆税,以和缓拮据的财政。蒋介石进上海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据上海警察局的档案显示,1930年,宋子文亲自安排在军队的保护下,从波斯向上海贩运鸦片700箱,以补充国内销售的紧张。《时代周刊》因此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很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政府贩毒,当然需要一个商业上的合作者,被选中的人就是活埋了工人领袖汪寿华的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503-3514. Accessed: 9/4/2017


民国成立后,张元济顺势推出113种《共和国教科书》,从1919年到1937年,他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张元济几乎以一己之力留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精华。这个工作之前只有下令编著《四库全书》的乾隆大帝曾经尝试过。为了普及新知识,他投资编辑出版大型百科全书式的低价普及系列书《万有文库》,前后出版了2000卷,还主持编撰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了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这些出版物对国民人文精神的苏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启蒙作用。同时,他创办编译所,编著和翻译海内外作品,1925年时会聚各路专家达286人,群星璀璨,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的半数豪客。极盛时的商务印书馆占地80亩,资产规模2000多万元,拥有1200台机器、4500名员工和43家分馆,每天都有新书出版。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582-3589. Accessed: 9/4/2017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的恐怖手段。研究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公债的时候,先将这些公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根据上海钱业公会留存的资料看,从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该公会总共购入债券3060万元,而实际贷给政府的款项是1562.5万元。等到公债公开发行后,银行可以将债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贴现政策一下子让购买公债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生意,公债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贴现,公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达40%。当时,银行给工厂的年贷款利息一般是6%~8%,贷给商业企业的年利息是10%,与购买公债的暴利空间无法相比。另外,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炒作交易,还可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10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卖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3753-3765. Accessed: 9/4/2017


费正清喜欢用一种俯瞰的视角观察中国,在成名作《美国与中国》的开篇第一段他就如此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费正清的眼睛肯定还在天上瞭望着中国,他看见人民币正在持续升值,他看到中国货潮水般涌向全世界并开始遭遇抵制,他看到东亚格局正在朝新的方向演变而美国在寻找更均势的平衡机制。如果他回到25岁时登陆中国的吴淞口,他会看到那些消失了半个世纪的外国银行又纷纷搬回原来的大楼,而他回到迎娶费慰梅的西总布胡同,还会看到黄昏下新的婚礼正在举办,新人一边吃西餐一边听屋外悠扬的笛声和喧嚣的铜锣声。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4351-4359. Accessed: 9/4/2017


还有一个要记录的细节是,就在启动法币改革的两个月后,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钞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也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奇特的银行,它的直属上司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实际控制者是大家听到名字都要笔直立正的蒋委员长本人。很多资料显示,这家银行的业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收取鸦片烟税的主要渠道,它有无限量的印钞权,其资金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更离奇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查过它的账目。有一次,英国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账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蒋介石当时的反应,后者很生气地说:“难道我有这么一点自由都算是过分的吗?” 在民国金融史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和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并称“四小行”,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后,民间再无话语。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占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为其控制。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4527-4536. Accessed: 9/4/2017


收盘后的陈嘉庚,日后再无大作。他之所以被视为企业家的楷模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因为他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助学热情。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续投入可用“痴狂”两字形容。 跟南通张謇一样,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与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镇模范。在建设集美的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先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4685-4693. Accessed: 9/4/2017


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电气公司的创立以及首都电厂的私营化过程,就是一个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资本侵吞国家财产的恶例。其运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收购,然后将获得的利益私有化。参与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们有的是职业政治家,有的毕业于欧美最好的大学,有的是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他们的心思却更多地放在了自己的财产积累上,而且采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盗窃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倒不如说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恶。 这是一段让每个人读来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却无比真实而残酷地呈现出了那个政权的内在荒诞性。在某种意义上,即将开始的8年抗战将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20年,却也让这个政权多活了8年。在战争结束后,它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变本加厉地在原有的制度轨迹上渐行渐远,4年后,它就被人民抛弃了。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4767-4776. Accessed: 9/5/2017


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电气公司的创立以及首都电厂的私营化过程,就是一个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资本侵吞国家财产的恶例。其运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收购,然后将获得的利益私有化。参与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们有的是职业政治家,有的毕业于欧美最好的大学,有的是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他们的心思却更多地放在了自己的财产积累上,而且采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盗窃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倒不如说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恶。 这是一段让每个人读来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却无比真实而残酷地呈现出了那个政权的内在荒诞性。在某种意义上,即将开始的8年抗战将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20年,却也让这个政权多活了8年。在战争结束后,它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变本加厉地在原有的制度轨迹上渐行渐远,4年后,它就被人民抛弃了。    与官僚资本集团的肮脏不同,民营企业家们则正在自己的事业里各自奋斗。

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上). Kindle Edition. loc. 4767-4778. Accessed: 9/5/2017


Luo Huan

Adventure is Ou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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