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Good Earth, for the first time,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aders encountered Chinese characters who thought and behaved like ordinary, believable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cartoon “Orientals.”

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为何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暴发,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My name is Hyeonseo Lee. It is not the name I was born with, nor one of the names forced on me, at different times, by circumstance. But it is the one I gave myself, once I’d reached freedom. Hyeon means sunshine. Seo means good fortune. I chose it so...